收生新門檻 「3322」難入大學

(星島)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05:30

(綜合報道)

(星島日報 報道)八大院校昨日公布「三三四 」 新學制下各個學士學位課程的入學要求，有院校在法律、醫學、工商管理等課程，列明申請的學生須在中學文憑試中、英文科取得四至五級；而新高中課程必修科的 通識教育科，在部分翻譯、通識教育課程亦要求最少達三級，較今年初教育局提出四個核心科目「三三二二」基本入學要求為高。有中學校長及升學 輔導團體擔心過高門檻會打擊學生入大學信心，又憂慮會導致學校將資源集中至語文科，令學校發展失衡。

　　記者：陳凱敏

　　新學制下，首屆中學文憑試在二〇一二年舉行，根據各院校公布的新學制的最低收生要求，除中、英文、數學和通識四個核心科目外，城市大學 、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和理工大學 要求學生須有一個選修科目，而香港大學 、科技大學 和香港教育學院 ，均要求學生須有兩個選修科目，而中大按不同課程，採取一科或兩科選修科目的彈性收生要求。

　　中大：擇優而錄為原則

　　在各院校列出的課程入學要求中，不少課程要求學生在四個核心課程的成績，均高於教育局年初公布「三三二二」的基本入學要求。港大和中大的法律課程均要 求學生英文須達五級，城大法律課程亦暫定要求英文達五級；至於工商管理課程、醫學相關的課程，亦要求學生在文憑試的英文成績達四至五級；而中大的環球商業 學、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課程，更要求學生中、英文均達五級。

　　在通識教育科中，部分學科要求學生在通識的成績達三級，包括中大的通識教育、法學、醫學、藥劑學、翻譯、公共衞生、政治與行政學、社會工作學及建築學；以及港大牙醫學及教院 的通識教育等。中大回應指遴選入學基本上按擇優而錄為原則，除公開試成績外亦考慮申請人所屬中學的推薦、校內成績、學業以外成就及其他學習經驗。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稱，各院校公布課程的入學要求，是推行新學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些要求正好確認了新高中課程的理念是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亦確保升讀大學的學生具備所需的知識、技能和個人素質，能讓他們從入讀的學院╱課程的學習中得益。」

　　團體憂打擊學生信心

　　學友社常務委員會主席伍德基批評，部分課程將語文成績要求訂在五級是太高，認為大專院校 的收生門檻可以訂得低一點，亦不會影響他們收生成績；他指門檻過高未必能激勵學生努力，反而可能得不償失，流失了沒信心考得好，最後卻在中學文憑試考獲佳績的學生。他建議有關方面可推測有多少考生在文憑試中會獲三級成績，以協助學生考慮選科問題。

　　中學校長：礙非語文發展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兼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黃均瑜認為，每所大專院校有自己的收生自主權，但過高的收生門檻會限制收生選擇，而且語文要求過高， 會對學生及中學造成壓力，他擔心各中學會因此將注意力過度集中於語文科，壓縮了非語文科目的發展空間，學校難以均衡發展。廠商會中學校長麥耀光則認為，通 識教育科屬必修科，但其評級標準模糊，院校對通識的成績要求提高，學生更可能會覺得目標遙不可及而氣餒。

林輝﹕青年不流動

【明報專訊】有機構就第四代香港人的社會流動作出調查，發現九成半的受訪者在過去5年均無法在工作上向上晉升，當中有兩成人甚至經歷了向下流動的過程，如此結果，頗為驚人。而過半被訪者認為自己無法升職的原因是學歷低，其次則是香港經濟低迷以及政府政策失誤。

說實在，香港青年人真是溫柔敦厚的一群，當一個社群有九成半人無法向上流動，大部分人竟然還是求諸己身，將責任扛在自己肩上。身邊和我年紀相近的， 拿覑一個學位再多讀兩個碩士學位者大有人在；而剛從中學走出來的學子，努力讀完副學士和學位之後身負20萬債項的故事，也早耳熟能詳。這批拿覑學士學位的 年輕人，佔同齡人口不超過20%；相比之下，沒有大學學歷的青年在職場上更為坎坷，產業種類少、議價能力低、易受外圍經濟因素影響，工作經驗與工資脫鹇， 使薪金難以突破。

高地價影響青年的人生規劃

是否增加大學學位即可改善問題？大學教育不單培養「工人」，更培養公民，有更多人可以讀大學當然是好事，但純粹令學歷通貨膨脹，只不過塘水滾塘魚，唯一得益的「產業」叫教育，不見得就能令青年人有更佳的向上流動。整個社會的流動堵塞，又豈是個人努力、個人責任問題？

說到底，還是經濟結構最為關鍵。高昂的地價、單調的產業，扼殺青年人創造的可能性，也使最願聘請青年人的中小企舉步維艱。高地價不單影響青年人的就 業和向上流動，也在嚴重影響他們的人生規劃和生活質素；無論創業還是結婚生子，樓價都是令他們三思甚至卻步的因素。為了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我城是否應重新 仔細檢討高地價政策？

社企擬徵「碳中和」費 剩菜煮餐獲環保認證

【明報專訊】潮流興環保，職工盟約於半年前成立的「食德好」社企，結合社企、環保、支援失業人士，透過在街市回收 剩菜，再以低價10元一餐煮6餸一湯予再培訓學員享用，社企至乃未能收支平衡。但該會希望逐步透過「碳中和」概念，向需要回收服務的私人企業或機構收費，以達到自負盈虧。

10元歎6餸1湯 減失業者負擔

今年是職工盟20周年，今年其中重點工作是推動社會企業，新近開展的便有「食德好」及「回收中心」這兩個社企。當中以「食德好」的概念最前衛。

職工盟培訓中心行政總監鄧燕梨指出，「食德好」暫只在大埔 實行，逢周一至周五，由職員到大埔街市回收商販賣剩的不同蔬菜水果，然後送往該會位於大埔的培訓中心，煮成不同菜式，中心上課的再培訓課程學員可以優惠價每位10元享用6餸一湯。梁小姐是其中一名受惠者，她表示再培訓學員多為失業人士，以10元優惠價吃一餐，絕對可以減輕負擔，「快餐店也要20多元一餐，故10元一餐可減輕我的負擔，而且餸菜以蔬菜為主，十分健康」。

仿外國航空公司彌補環境損失

概念雖好，但此社企仍未能收支平衡。鄧燕梨解釋，現時主要靠3名員工到街市回收賣剩蔬果，連同其他開支，每月約需4萬至5萬元，現時靠每人10元收費、出售以水果所造的果醬等，只能收回成本三分之一。

但「食德好」是全港首個由社福機構實踐及推行碳中和項目，並已取得「碳中和」項目認證，這會是日後能否收支平衡的殺著。鄧燕梨指出，協助處理廢物或剩餘物資可減少碳排放，例如現時外國的航空公司會推出「碳中和」券，旅客在乘搭飛機時，可同時賣「碳中和」券，以彌補在乘坐飛機時所造成的環境損失。故「食德好」日後會協助支持「碳中和」的機構處理剩餘食物或蔬果，並收取「碳中和」費用，望可達收支平衡。

李卓人 ﹕靠慈善機構金錢支援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要成功推行這間社企，需要政府及不同機構企業協助，他直言若不是覓得足夠地方作廚房，以及有贊同相關概念的慈善機構在背後作金錢支援，有關社企不能營運至今。

蘋論：任人唯親並非最差的人事安排

近日無論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最受議論的政治話題，都是高層接班人事安排。十一閱兵的江胡並列，習近平在 四中全會未能接任軍委副主席和他向德國總理送上江的著作，在在顯示中共高層內鬥不止，各省市人事安排也涉及權爭。香港無論是下屆特首競逐，還是曾蔭權民望 趨下而導致可能又遭「腳痛」下台的揣測，還是新的副局任命引起對政府未能從社會吸納人才的議論，都涉人事。早前澳門一人選特首，也廣受質疑。中港澳三地， 政治話題的焦點，都與人事有關。
針對人事任命，中港澳領導人，嘴裏講的永遠都是「選賢與能」，強調「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唯賢或唯親，似是良政與劣政的分野。
近日閱網上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安徽退休幹部，談到中國人事安排，他說，「不僅任人唯賢排不到前頭，任人唯親也要往後排呢！」
此話怎解？這位退休幹部說，排在第一位的是「任人唯上」，也就是說，要領會上級意圖，上級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讓你安排誰就安排誰：
排在第二位的是「任人唯幫」，官場局面複雜，表面一團和氣，實際上都在桌子下面你踩我踢，如果你一個人孤零零，沒有幾個死黨在左右支撐，不僅做不了事，連官位也會坐不長，很快被人撬走。
排在第三位是「任人唯錢」。錢比親重要，錢才是實力。有錢可使鬼推磨，何況還可使自己腰包腫脹。
排在第四位是「任人唯拍」，官位穩了，錢也有了，就要選幾個「弄臣」來享受。陳毅也說過，誰不愛馬屁，頌歌盈耳神仙樂。拍馬屁也是一門學問，要拍得自然，拍得舒服，否則馬屁拍到馬腳上，反會惹老闆惱火。
排 在第五位是「任人唯吹」。吹政績，不僅上級愛聽，而且有助穩固自己也穩固上級的地位。中國的 GDP，是由各鄉各縣各省各市一級級吹上來的。領導都喜歡 GDP增長快一點，但也不能吹得與其他鄉縣距離太遠，吹得離譜就鬧笑話。但無論中國各級領導，還是香港各政策局的局長副局長，都要能夠在事實的基礎上善於 凸顯成績，也就是會吹。
第六位，才是「任人唯親」，對親朋好友要照顧一下，否則就太沒人情味了。沒人情味是要挨罵的。
「任人唯賢」排到第七位了。但唯賢還有講究，就是這人再有本事，也不能動不動給領導提意見。有太多個人想法，甚至認為自己的想法比領導高明，不論多有本事也不會被重用，即使用了，也終會被拿下來。
從 「唯賢」也不能有太多自己想法來看，真正有本事、有頭腦的人，是不會被重用的。再從唯上、唯幫、唯錢、唯拍、唯吹來看，中國人治體制下的人事任命、升遷， 基本上是逆向淘汰的，也就是有本事的人會逐步淘汰，越上層就越無能，越上層就越是只會做官樣文章，只會弄虛做假，搞假大空，而做不了實事。
這種「任人」的優先排位次序，倒過來看，「唯親」也僅次於「唯賢」，實際上比「唯上」等五「唯」都要好，因為「唯親」，這個「親者」反不需要那麼多的唯上、唯幫、唯錢、唯拍、唯吹，品格與任事都有可能會較好。
因此，如果都是人治的政治體制，都是專權政治，那麼世襲制也比非世襲而又沒有制度化的權力轉移為好。因為世襲至少是一種制度，而且只是「唯親」，排除了非親者捲入接班的鬥爭，也稍可避免靠另五個「唯」而上位者覬覦權位。

法治社會的權力轉移依靠民主選舉，或如 港英時代那樣由一個民主政權去任命掌權者。人治社會的權力轉移，就讓我們看到中共高層的人事變遷動輒影響香港特首的任命，而從特首到一些政策局，則讓我們 看到一個個五「唯」尤其是「唯上」的公公嘴臉。香港特首所作的政治任命，不能說「唯親」，卻難以洗脫其他五「唯」之譏。建自己「馬房」，不就是「任人唯 幫」乎？

透明的時代：當高錕遇上周秀娜

【明 報專訊】我們身處透明的時代。日本社會學者見田氏，認為我們時代的代表顏色，就是透明。透明的信息（光纖！）、透明的大樓（玻璃！）。當然，還有網絡上表 達出的信息（透明的自我！），接受到的圖像（透明的身體！）。原來人與人的關係，一切可以如此透明，把我們的靈魂與身體，徹底暴露在無限可能的關係面前。 光纖確實是時代的象徵：光明、未來、透徹。

透 明，就是希望的顏色，自我散開的顏色，神聖的顏色，超越的顏色。可是，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貫徹希望的時代就有透澈的絕望。在網上，我們依然只把自己好的 一面展現出來，希望控制別人所得到的感覺。同樣，我們看到的照片影像，大都是經photoshop調整得來的完美image，讓我們感受到渴求的關係。

在光纖時代，人可以與任何人發生關係。可是，人總是害怕暴露自我。為什麼一個議員求愛，變成我們得認真討論的話題？為什麼少年人，會發狂地在網上探求一個理想而虛幻的遊戲社會，超越世俗世界？為什麼我們連百多塊都要省，要在網上下載周秀娜寫真集的圖檔？

透明的少女 透明的長者

這一切當然得多謝高錕。剛拿諾貝爾獎的光纖之父，是不是隱蔽青年與網上援交問題出現的元兇？沒有光纖，當然沒有互聯網絡，也就更沒有信息一體化的地球村出現，更沒有由此產生的更多問題。原來在透澈的光纖幫助下，「無限」上網貫通了所有自我，可是我們依然不了解為何我們何以寂寞、何以自殘、何以互殘。

當然，我不是說，高錕有心發明光纖去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大概科學家是沒有什麼道德責任去承擔後人胡亂使用他發明的東西……如果你願意相信，我們的 社會就是以進步就是最大的目標。我這樣說，就像那些文化研究學者與大學生，在大學講堂邀請周秀娜，口說政治霸權，其實不過是想看看周秀娜真人罷了。網上就 有如此辛辣的評論：

「周秀娜根本係最清楚自己想點，自己需要d乜……個教授坐係象牙塔，高薪厚祿，有一份『尊貴』工作，當然可以坐鰠山上……學生去到食住花生去加把口 批判人一樣係差。佢地同歐洲中世紀獵女巫運動d人有咩分別？教士捉個女巫鎖住佢向佢宣判，之後群眾向佢掟石頭，最後放火燒死佢成件事跟本一樣。」

不過，我看見的，不是道德審判再審判，而是周秀娜、教授、網友、讀者，以至作者，把對方的自我放在透明的媒體上，評頭論足。在鏡頭前，我看見的，不是一位諾貝爾得獎者的光芒，而是一個在大家的目光前，連最後一絲的記憶與自我也一道失去的的長者。透明的少女。透明的長者。

這又何苦？龍應台曾寫過一篇叫《照亮心靈的X光》的文章。她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不透光的黑暗。要照亮心靈，需要文學的X光。比對起我們對技術、自然的透徹掌握，黑暗是我們對何謂社會、關係的無知所導致的。光纖的無色透明，襯托出更深刻的無色黑暗。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暗為夜。」為什麼上帝沒把黑暗消滅，而讓光纖之父的記憶消滅？也讓我把黑暗，重新送回給這兩位給大家帶來光明的少女與長者，讓夜深、人靜。

黃碩紅﹕經濟好 工資就會加？——再論最低工資

【明報專訊】談最低工資，未來雖會在法例內容上討論，但最終關注點也仍離不開水平問題，筆者早前的文章（〈最低工資須顧及家庭需要〉13.7.09，《明報》）提出需考慮「平均勞動力」的具體計算方法，本文暫不詳談，但目前仍有不少說法，指經濟差時企業需要工人共渡時艱，裁員減工資在所難免，但當經濟好時，基層工的薪金自然隨之調升，有了最低工資反而令這自然調節機制失效，不利於基層就業。本文嘗試集中討論，經濟表現與基層工工資究竟有沒有正向關係。
我們嘗試回顧自2001至07年香港基層工的工資變化，發現他們普遍工資也是每愈下，當中以廁所清潔、髮廊洗頭及快餐店洗碟及清潔工錄得最大跌幅，分別是26.4%（與02年比較）、16.3%及7.7%。即使經歷了98年金融風暴及03年SARS以後的經濟復蘇，在04年至07年間，反映香港經濟表現的人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均錄得正增長的同時（04至05年是6.6%，05至06及06至07年分別升至6%及8.4%），在2004年，普遍基層工的工資也錄得負增長，廁所清潔工的跌幅最大，有9.55%。在2006至07年間，本地按人均實質生產總值錄得8.4%的增長，縱使大部分基層工的工資有輕微上調，但調節的幅度也遠低於經濟表現，而仍有部分基層工工資大幅下降，如髮廊洗頭（跌12.39%）及快餐店顧客服務工（跌7.89%），值得留意的是，若將通脹計算在內，基層工的實質工資就更加少，這反映「經濟好，人工自然高」的說法並不準確，從事非技術工作的基層工從來分享不到經濟繁榮帶來的成果！
彌補低工資不足以餬口的問題，工人唯有以長時間工作以賺取足夠的生活費，根據早前明愛一個有關基層勞工工作時間的調查，受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時達60小時，比全港每周平均工時中位數的45小時為高，當中更有近三成的受訪者更出現焦慮症徵狀，與一般人口發病率（4%）相差懸殊。制定最低工資除了保障基層工人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更可避免工人長時間工作而損害身體健康，間接也可提升工作質素。

特首與內地談合作 不能遺漏人口政策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將於下星期三發表，在此之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在9月底訪京，與多個部委商談與香港經濟發展有關的議題，並稱會在施政報告反映行程的成果。特首與內地商談的政策眾多，但未見提及人口政策，是一個缺失。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嚴重，關鍵之一是低學歷勞動人口持續增加，而內地新移民是香港主要的人口增長來源之一，若沒有內地相關部門的合作，香港不可能拆解貧富不均這個社會炸彈。曾蔭權應該向中央反映，或是港府以專案方式與內地商討，以期長遠解決有關問題。
快將發表的施政報告，會集中談論發展六大產業，為香港「創富」。特首上周總結訪京之行時表示，今次行程走訪了內地多個部委，包括證監會、鐵道部、發改委、公安部、人民銀行、國台辦等，談及多項與香港經濟發展有關的議題，包括人民幣債券、內地企業來港上市、跨境規劃、打擊毒害等等，他又表示，將會適當地在施政報告中反映行程的成果。
施政報告須為香港長遠發展找尋出路，聚焦在為香港創富是合適的主題，而當中必定涉及香港與內地合作，特首與內地部委商討也是合適的做法。問題是香港現在面對的，不單是發展及創富問題，另一重大的社會問題──貧富不均──同樣急待解決，而解決的關鍵正正與內地有關。
制訂人口政策
需要內地配合
1997回歸後至2008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錄得48.5％的實質增長，但貧富懸殊卻日益嚴重。資料顯示，實質個人月入中位數由1997年的9600元，增至去年的11,000元，增幅14.6％，但月入低於5000元、收入不及薪金中位數一半的就業人士，去年就有27.4萬人，較97年增加約9％。同一時間，高薪一族的總數也大幅增加，年薪近百萬及以上人士（月入8萬元以上），97年只有3.4萬人，去年增至約6.2萬人，增幅達82％。有評論指出，這顯示香港有可能朝M型社會發展（部分中產向上流，部分向下沉），貧富差距愈來愈大，若政府不正視，將造成社會不穩。
香港低收入人士不斷增加，與低學歷勞動人口不斷增加有關。港人的生育率一向很低，內地來港移民是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單程證制度持續地為香港帶來大批低技術的成年新移民。本報綜合保安局、入境處及統計處的數據，曾作出分析，持單程證來港人士中，青少年（15歲以下）比率由2004年的29.7%跌至08年首半年的24.6%；失業較嚴重的40歲以上年齡組別，比率由2004年的13.4%增至2007年的17.1%。單是05至07年間，便共有約2萬名40歲或以上的中老年人士持單程證來港。
08年首半年雖有近13%持單程證來港者擁大專或以上學歷，但小學或以下學歷者同樣有近13%。
我們點出這些數據，是要指出，香港在經濟有增長的情下，貧窮人口仍然大增，清楚顯示人口政策的嚴重缺失。香港人口增長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內地新移民，單程證審批權由內地掌控，因此，香港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必須與內地部門合作商討，只靠特區政府在香港範圍內想辦法，只會事倍功半，無法奏效。
特首既然要到內地與部委商討香港與內地合作的各項事務，就應藉機與內地相關部委商討，提出香港現正面對嚴峻的貧富不均問題，希望中央體諒，在人口政策上作出配合。相關的方案已有不少學者提及，例如包括擴大輸入優才、減少單程證名額、讓港人年幼子女優先來港，以及由香港負責審批單程證等等。為使事態得到足夠重視，香港應該提出與內地成立專案，一如粵港融合問題般，成立常設架構，商討和執行內地新移民來港的具體細節。

林和立﹕中國人民真的自我感覺良好？

【明 報專訊】記得1973年跟一批大學同學首次回國，北京、上海與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毫不例外地做「憶苦思甜」的論述，用一大堆比較統計數位說明老百姓解放後生 活改善了多少倍。這「唱好民粹」到今天沒有改變。北京即將大事慶祝共和國60周年，報刊照例鋪天蓋地宣揚「永久執政黨」的豐功偉績。在一甲子之間，全國人 均存款增長約1萬倍，城鎮居民與農民收入扣除通脹後實質增長分別為18.5倍與11.8倍。60年前肉類消費平均每人每年4公斤，去年達到54.8公斤， 增長12.7倍；中國人平均壽命則從解放初期的36歲躍升到現在的73歲。

無可置疑，大部分人民收入多了、吃得更豪、活得更長，但在輝煌的數位後面我們要問：中國人快樂嗎？自我感覺良好嗎？先不說失業的工人和普遍開工不足的農民，就看看所謂年收入介乎6萬到20萬人民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情。

「中產人士」網上吐苦水

據中國社科院與其他智庫的統計與預測，差不多一半人口到2020年便可進入中產族群的「美好新世界」，但中產分子真的這麼優游嗎？要知道城市工資雖 然長了不少，但物價，尤其是服務行業收費膨脹得更驚人。這就是為什麼在國慶前夕有這麼多網民訴苦！聽聽一位叫顧俊的「中產人士」反映高收入群體的苦水：

「一個人年收入10萬，不算少，夠中產了。但要是已婚，但妻子不工作、沒收入，還有個孩子，假如家裏有人患病，家鄉還有老父母甚至祖父母需要照顧，一年下來，剛剛夠對付。這樣的人花起錢來，已習慣一分錢掰兩半用的老人一樣，哆哆嗦嗦，物質生活上完全稱不上『體面』。」

顧先生的結論是，他和不少同事都是「被中產」了。即如很多工人投訴他們的工資「被增長」了一樣，即是說，官方統計數位說他們掙了多少錢而且生活多好，但其實並非這回事！

當然，報喜不報憂的黨政部門與傳媒不會透露一些對普羅大眾更有意義的數位，例如實質通脹率，尤其是醫療、教育與房屋等開支在20多年間茘升到怎麼樣 的天文數字。經常往內地跑的港人都知道，不少城市規模較大水平較佳的醫院收費甚至比港、台更貴，而北大、清華等「尖子」大學的學費、雜費加起來和香港的大 學相若。更重要的是，《論語》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訓，1950年代初期中國人普遍很窮，但因為沒有明顯的貧富懸殊與剝削階層，民眾雖然物質貧乏，但 心情還算踏實。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學生開始對「官倒」與貪污現象說不，反貪遂成了1989年學運的主旋律之一。但在20年前，社會各階層的分化與不 平等競爭還剛開始。

弱勢階層「仇富」心理愈演愈烈

隨覑「中國式走資」模式開花結果，階級間的博弈愈來愈殘酷。胡溫在2002年底執政後，暴發戶在剝削低下階層之餘拚命炫耀追英趕美的超豪奢華，而赤 貧的弱勢階層的「仇富」心理則愈演愈烈。不是嗎？改革30年帶來的財富大部分不是入了包括高幹子弟在內等富豪大款的口袋，便是進貢給國庫與富可敵國的 150家央企。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從10年前的53%降到2006年的41.4%，比發達國家的同一比例低15%左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全 國35%以上的財富。按聯合國的 定義，中國還有近1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家財起碼100萬美元的富戶在去年已超過39萬。除了明顯的貧富懸殊外，「粗獷式發展」帶來的惡果主要由低下階 層承受。最顯著是極端惡劣的環境污染，例如全國65%以上的人喝不到乾淨的水，但這影響不了權貴與富戶，因為後者非進口礦泉水不喝！

在這種氛圍下，不要說天天給「新剝削階層」欺凌魚肉的民工，即使是中產與專業人士的心情也不會太暢快。難怪中國的自殺與出國率都非常高。每年有超過 25萬人自殺，佔全世界四分一以上；最可怕的是自殺竟然是15到34歲人士的頭號殺手。當然，有條件有辦法的人乾脆一走了之。自1980年代初到今天大概 有140萬學生留學，選擇回國的不到28%；而且不少「海歸」已有外國護照，他們回國主要是掙錢，不少這類精英都把配偶與兒女留在歐美讀書與生活。

中國人最基本的人權也享受不到

中南海統治階層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儘管新聞封鎖政策有加緊無放寬，但時代變了，大陸網民已超過全美國的人口，而且其中上億的有識之士已從網絡了解 到世界各地的真面貌！今天中國人的要求已不光是吃肉與長壽。衣食足而知榮辱；用馬克思的語言說，當「下層建築」，即經濟、科技與生產關係等發展到了一定水 平，人民便要求享有屬於「上層建築」的精神產品，包括人權、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中共宣傳大員還60年如一日地搞生產統計或高檔生 活用品的「比較數位騷」實在太不合時宜！

一甲子過去了，13億中國人連最基本的人權也享受不到！不要說國際認可的普舉與言論、出版或結社組黨等自由，連禁錮農民50多年的戶口政策也取消無 期！其他嚴重剝奪人民權利的例子多不勝舉！例如起碼的司法公正欠奉，導致每年幾百萬蟻民要到縣城、省會甚至北京上訪，而且上訪民眾還經常遇到不人道的對 待！又例如深受國際人權組織與國內法律界詬病的勞教制度，即公安局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式把「嫌疑人物」關進勞教所或勞改營長達3年！更不要說北京對少數 民族地區，包括西藏與新疆進行長期的「漢化」運動，變相剝奪藏民與維吾爾人士的保存他們語言、文化與宗教的權利。

凡此種種，便解釋了為什麼雖然官方媒體把「十一」歌頌為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可是軍警與公安部門竟要動用幾十萬武警與特警確保首都安全！假如老百姓的自我感覺有如中南海大員這麼良好的話，中共領導層有需要如此誠惶誠恐、如臨大敵地搞這個世紀大騷嗎？